在开始对精神分析中的抑郁的分类之前，我们先来谈谈欢愉[1]。关于欢愉的分类，关于分类类别所带来的惊喜。我暂且将分类学与科学之间的联系所引发的棘手的问题搁置一旁。可以肯定的是，科学只关注一般性而非特殊性。这给科学家们带来了不少烦恼，比如：除了数学，是否真的存在一种普遍语言？英语取代拉丁语成为交流科学的语言，该事实并未触及这一核心问题。虽然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我听说许多生物学家对《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DSM）那种试图建立通用分类系统的方式感到不满，他们认为这阻碍了真正的科学研究。
我将从一位反复经历抑郁发作的实践者——也是一位了不起的分析者——乔治·佩雷克（Georges Perec）开始，他在他那本极具趣味的小册子《思考／分类》中写道：
“就像所有人一样，我猜，我有时会陷入一阵整理狂热；但由于待整理之物繁多，而很难用真正令人满意的标准来进行分类，我从未真正完成过，总是停留在一种暂时而模糊的整理状态，其效果也只是勉强优于最初的混乱状态。最终结果就是出现了一些非常奇怪的类别，比如一个文件夹里塞满了各种纸张，上面写着‘待分类’；又比如一个抽屉贴着标签‘紧急1’，但里面什么都没有（在‘紧急2’的抽屉里，有几张老照片，而‘紧急3’的抽屉里则有几本新笔记本）。”[2] 他最后总结说：“总之，我就这么应付着。”[3]
他指出，在分类的过程中存在一种他称之为“难以言喻的欢愉”。他写道：“在任何列举中，都有两种相互矛盾的诱惑：第一种是要把一切都分类，第二种则是无论如何总要忘掉些什么。”[4]最后他说到：“在那种认为‘世界上没有什么是独一无二到以至于无法归类’的想法中，存在一种既令人兴奋又骇人的东西。”[5]
我之所以停在这种短暂且不可言喻的分析者之乐，是因为接下来我们不得不进入忧伤——套用雨果·克劳斯（Hugo Claus）那部精彩小说的标题——《比利时人的忧伤》。的确，精神分析师也有他们的忧伤。这个忧伤的原因，我认为，在皮埃尔·皮肖（Pierre Pichot）于1983年为一本关于抑郁症的合著书中所写的一篇短文中表达得最为清晰。这篇短文因明晰而出众，他指出：“抑郁症并未成为精神分析的核心主题，精神分析通常仍然依据弗洛伊德的《哀悼与忧郁》来进行解释。然而，近年来出现了一些新的心理学视角，其中最常见的是‘习得性无助’模型，这是一个极具原创性的观点。”[6]这些新视角反映出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就像皮肖所指出的：“显然，我们目睹了临床关注重心的转移。精神分裂症被限制在一个特别狭小的范围内 […] 更重要的是，关注点转向了情绪状态，因此也转向了抑郁 […] 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个彻底的视角转换。抑郁症状取代了精神分裂的症状。”[7]在这方面，查尔斯·普尔教授的报告进一步说明了这种“抑郁预占”的扩展现象——它不仅在精神病中显现，也出现在以前被称为神经症的范畴中。
精神分析师的忧伤，源于面对这种临床转变时，他们似乎说不了什么。抑郁症并不是他们理论的核心，他们也拿不出多少新的理论观点。面对这种临床转变，精神分析师作出了某种“同位性滑动”式的回应，意图伴随这个变化前行。在一种似乎与皮肖的认识论方法类似的模式中，丹尼尔·维德勒舍（Daniel Widlöcher）成为这种“伴随式转变”的最明确的代表。
正如皮肖所说的：“1956年，昂斯特（Angst）与佩里斯（Perris）分别独立提出将反复性抑郁与双相情感性精神病区分开来，这是自战争以来精神病学中最重要的临床发现。”[8]同样地，维德勒舍也指出，对于他而言，战后精神分析中最重要的临床发现，是儿童抑郁的简化型。他说：“我们不能说孩子是因为察觉到缺席而悲伤，也不能说这种悲伤使他对周围事物失去兴趣。我们必须承认，从一开始，对某种缺失的模糊体验就会引发淡漠与兴趣丧失的反应。”[9]对他而言，克莱因学派、安娜·弗洛伊德学派以及埃迪丝·雅各布森（Edith Jacobson）——一位在美派精神分析中非常独特的人物——的贡献，可以总结为将儿童抑郁视为一种“简单形式”。一旦接受了这个发现，他就指出精神分析本身所发生的转变：从《哀悼与忧郁》与《自我与本我》这两个弗洛伊德重要文本所强调的“忧郁、妄想与妄想建构”，转向对一种基本而简单的空的体验的关注。维德勒舍所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加入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师也应当进行自己的“视角转变”，他们也应当像精神病学家那样，让抑郁症状取代妄想症状，强调抑郁这一根本性体验。这就是丹尼尔·维德勒舍为应对精神分析师之“困境”所提出的解决之道。
不仅仅是精神分析师感到有困境，拉康派也有他们的困境。多年来，拉康派一直为拉康的伟大发现而欢欣鼓舞，尤其是他的核心论点：“弗洛伊德式的无意识是如语言般结构化的。”这一理论非常适用于解释无意识的形成过程，特别是在神经症中，甚至在精神病中多种症状中也很有效。然而，它似乎就没那么适合解释冲动所作用的沉默状态，更不适合处理死冲动的根本沉默。大家都知道，70年代有一位作者曾获得很大关注，他的论点是：“在拉康那里，没有关于情感的内容。”这个观点似乎一度成为对拉康理论一个非常有效的“绊脚石”，突出了“无意识如语言般结构化”这一理论的局限性。
但我认为，这种说法忽略了拉康思想中一个重要层面——生物学视角。拉康从其早期到末期的整个理论生涯中，一直都在思考生物学问题。当然，我并不是说他是一个“精神生物学家”，就像有些热衷者把弗洛伊德变成一位“神经学家”那样——如卡尔·普里布拉姆（Karl Pribram）和梅尔顿·吉尔（Merton Gill），又如将一本关于弗洛伊德的书题为“毒物影响之探索先锋”。尽管如此，拉康始终与生物学的反思保持着联系。在他看来，语言是一种寄生体，是一种寄居于其他物质之上的生命形式，它附着在“生者”之上——甚至超越有机体的“生者”。这个“生者”，永远不会忘记语言所带来的“死亡化”作用。对“生命过剩”的放弃，意味着言语的介入，是对奔向死亡的欢愉的一种限止。拉康曾强调他希望维持生物学与精神分析之间的断裂，但他同样认为必须始终考虑“生者的位置”——这个生者完全不遵守《无意识中“字母”……》所定义的规则或律法。
拉康的“生物学性教学”所带来的第一条结论，是对当今认知科学提出的“统一模型”保持警惕。这些认知科学尝试借助脑科学建模（如连接主义模型）和机器智能程序，试图将语言与生命统一起来，以期模拟人的思维过程，推动人工智能的发展。
而拉康的观点是：在科学与精神分析之间只有一个唯一的交汇点，他称之为：无意识的主体。这意味着，可以被客观定位、客观地重复、具有普遍性、对所有人都适用的那个东西，是如带着漏洞的记忆般的无意识。而在精神分析中不能被普遍化的，是这段记忆如何在“生者”中产生影响从而将他推向“享乐”。
面对拉康派所陷入的困境，拉康给出的解法并不是一种基于“习得性无助”的新模型，而是一种“关于不可能的逻辑”。他之所以区别于心理学（包括习得性无助理论），是因为他在精神分析中提出了一种反心理学的立场。这种立场并非出于与心理学划清界限的任性，而是沿袭了弗雷格（Frege）、布尔（Boole）、哥德尔（Gödel）等逻辑学家所采取的理性主义反心理学方法。因此，拉康提出了一种反心理学的激情分类体系。
我真希望此刻能放映几张幻灯片来展示笛卡尔、圣·托马斯·阿奎那、斯宾诺莎和但丁所提出的激情分类体系。每一位的都值得我们了解，以此看清：从理性出发而不是从“感觉”出发，并不意味着无视情感在激情分类中的作用。例如，笛卡尔不关注强烈的感官刺激，而关注强烈的激情，如“敬仰”——他认为这是人类最根本的激情之一。这丝毫不是一种无知之罪。我们需要承认：拉康式的激情等级体系是存在的，也就是说：拉康对情感有其独特的理解路径。这套体系在总体结构上大概更接近斯宾诺莎的模式，但它同时整合了理性主义中关于激情的种种思考路径。
早在1938年，拉康本人就提出过一种绝望的等级体系。那是在他关于《家庭情结在个体形成中（的作用）》[10]一文中，他提到“人类生命活力的特定不足”。按照精神分析的经典分类方法，他将交替型精神障碍归类为一种自恋性的生命障碍。他当时指出：“可能有一种生物节律调控着某些情感障碍，即交替型情感障碍，其表现与失败和胜利的内在表达密不可分。”在这个模型中，拉康仍参考了雅斯贝尔斯（Jaspers）的理论，即将生物节律与心理过程结合起来。他后来提出的“镜像阶段”模型，正是他在主观经验层面上引入与“生命感受”之间关系的尝试。他认为，从临床角度出发，必须去把握在某些精神病类型中，“主体与生命感受之间的连接点”是如何遭到破坏的。当他在1950年代提出“无意识是如语言般结构化的”的模型时，仍然谈到：“这股放弃驻波（即放弃无变化的状态）的第一次震动将标志着心灵发展的历史。”[11]
到了70年代，他在一本名为《电视》的小册子中（标题简洁明了，正如拉康一贯的风格：在广播中讲的话叫《广播论》，写下来的叫《书写》），回应了一位批评他忽视情感的作者。他用了三页篇幅说明：自己早已关注这一问题，并说明了是如何处理它的。接着又用了两页内容，为他的学生们提供了解决这一困境的工具。在他看来，交替型障碍中首要的是躁狂症，他将其定义为：“被拒斥之物的回归，语言中所拒斥之物回到实在中。”[12]他由此提出一个新的分类概念：“对无意识的拒斥”，借此他得以构建一种绝望的等级表：首先是忧愁，然后他指出，这种忧愁并不是一种“感觉”，他借用了但丁时代的一种说法，大胆地称其为一种“罪”。这是他尝试将伤心安放在理性主义思想者所描绘的“绝望等级结构”中的方式。在这个等级中，依次包括：忧愁，生存之痛楚，道德懦弱，以及推动它们的深层机制——无意识的拒斥。
精神分析师的困境也是拉康派的困境，可以说是他们一时的忧伤。拉康提供了方法去重新定位这种困境并赋予其意义。这是一种与目前主流精神分析派别不同的视角，尽管它未必为所有人接受。
拉康曾说过一句话：“精神自动性的问题在于，理解为何只是精神病受其痛苦而不是我们所有人，这就考虑到，他们是在被语言所说。” 同样地，我们也可以说，抑郁症及其分类问题所提出的挑战属于另一个层面：如何支持我们体内超越有机体的那个生命，只有某部分人在为无意识的拒斥而痛苦，也只有这些人可以证明这一点。
最后，我想以一个简洁的箴言来收尾，通过借鉴套路来创造出马塞尔·贝纳布（Marcel Bénabou）风格的格言。 让-皮埃尔·布拉福尔（Braffort）展示过一种出色的小套路，用来制造一些深刻的格言。例如，某些格言常常是这样的形式：一些a，远离b，然后很多a则又聚集于b，接着他提议搭配一些修饰语就会产生某种意义的效果。好了，向佩雷克和他的朋友贝纳布致敬，我将以此句结束：
“一点点象征使人远离情绪障碍，而大量象征又使人接近它们。”
[1]原文注释中的“欢愉”可理解为对分类、整理和组织的某种近乎执念的快感。
[2]引自 Georges Perec, Penser / Classer，该文以幽默方式揭示了分类行为中的荒谬与无奈。
[6]参考Pichot P., La Maladie dépressive（抑郁症）, Rueil-Malmaison, Ciba, 1983, p. 6.
[9] Widlöcher D., Logiques de la dépression（抑郁的逻辑）, Paris, Fayard, 1983, p. 232.
[10]拉康，《别集》，Seuil出版社，2001年，81页。
[11]拉康，《文集》，Seuil出版社，1966，1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