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未来的共同市场，将通过一种日益严酷的隔离程序的扩展来实现其平衡。”
——雅克·拉康，《1967年10月9日关于学院中精神分析师的提案》
“机器 / 隔离”的二元关系引起了精神分析师的关注，特别是在其对当代文明主体性方面所产生的影响。
一家阿根廷报纸刊登了一篇题为《数据：颠覆世界的宝藏》的文章。如果说过去在边缘领域最赚钱的生意是贩卖人口、军火与毒品交易，那么如今，合法的权力则转移到了互联网技术和宗教手中。文章作者引用了荷兰研究员约瑟·范·戴克（José van Dijck）的话：“数据就是新的货币、新的黄金。”这些数据主要掌握在五家大型跨国公司手中：谷歌、苹果、脸书、亚马逊和微软。它们掌握着关于用户的知识，并根据市场变量加以运用。它们的兴趣并非在于个别认识某个人，而是以“总体”的方式来把握个体。于是，“一”被融化在“众”之中，言在（parlêtre）淹没在信息的洪流中。
目标是尽可能获取每个人的喜好和习惯信息，从而加以收集并进行“超级细分”。在这一视角转变中，这些互联网用户不再被视为顾客，而是被当作待售的产品。
一些不太讲究伦理的国家试图与大公司结盟，以获取市场的垄断地位。这种为了实现全球霸权的行为，令人极为担忧。
科技的进步无法被阻挡；它的发展势不可挡，因为生产的狂热与冲动的猛进交织在一起。用一个隐喻性的维度来表达：用户和废弃物，正如阿喀琉斯与乌龟，阿喀琉斯永远在乌龟身后。于是，这场令人眩晕的竞赛让观众沦为客体。
在《一种幻想》中，雅克-阿兰·米勒曾警告说，“客体a”上升至社会顶点可能会使分析话语失去其区别于其他的特点。“过度享乐的独裁”[2]是毁灭性的，尤其影响了分析师作为假装客体的位置。拉康派精神分析师必须表明自身的差异性，以便在其所处社会中坚守其“外密”的位置。
货币与废弃物的无限积累依照冲动的逻辑运作：供需的目标是获取、填补那遗失的满足。因此，当前各种形式的隔离愈发凸显：饥饿与营养不良、无家可归者与无国籍者、移民等等。
而对于那些“自以为满足”的人，他们则被囚禁于能够预先配置他们需求画像的垄断体之中，以此来“响应”他们的欲望。此时，请求与欲望的混淆也达到了极点：前者完全覆盖了后者。
在经济分配方面的不对称程度如此之大，以至于当某种团结与罪感的迹象浮现之时，恐怖的另一面也随之被照亮：灾祸、战争、恐袭的图像以令人眩晕、具有传染性的方式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目光被囚禁在这些不断重播的屏幕前，主体则继续其疯狂奔跑的轨迹。
弗洛伊德抵达纽约时所说的“我带来了瘟疫”这一言辞广为人知。对于那些宁愿继续沉睡、沉溺于甜美梦境的人，精神分析以其“唤醒效应”作出回应，其所具有感染性的力量不可低估。
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不满》中指出：“只要仍旧存在着他者可以施以攻击，总是可能以爱（之名）将一大群人联结在一起。[3]”他对暴力现象进行了列举，其中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剥削、对他人的羞辱、加诸与他人的痛苦、不经其同意的性使用、虐待乃至谋杀。
这种攻击性在对“大他者”的仇恨中获得实体性，因为这种仇恨正是从主体自身中分离出来的。因此，“不安的陌生感”在此显现出其一个具体面貌。
精神分析师准备好成为移情结构中的那个“大他者”，如拉康所言，其位置“实质上是由客体a所构成”[4]。
在这一导向中，分析师借助诗性解释，以触及“言说的身体”（corps parlant）。然而，当主人话语不再诉诸任何超越功利的诉求之际，谈论诗性是否仍是恰当的？
诗人戴安娜·贝列西（Diana Bellessi）曾在被问及“今天诗歌的用途”时回答：它并不服务于商品生产的领域，而是服务于灵魂——那个努力不使自己变成机器人的灵魂。雅克-阿兰·米勒（J.-A. Miller）将诗歌视为一种伟大的“异端”，并引用爱伦·坡（Edgar Allan Poe）的话指出：“诗歌是否有用，这是毋庸置疑的；但这并不是它的目的——它的效用只是额外的馈赠。[5]”这是一种“附加”效益，正如一段分析过程有时所带来的治愈成果，同样地，是“额外”的。
对于拉康派的精神分析师，人们期待其在面对新的隔离形式时，能够发出一种不同的言说。
[1]分析家，阿根廷的EOL成员（系于法国ECF协会）
[3]弗洛伊德，《文明及其不满》，法语PUF版，56页。
[5]米勒，2002年11月13日于巴黎八大的教学，未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