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精神病》的研讨班中，拉康精确地探讨了幻觉中的时间维度。他以“一个迷人且受人喜爱的女性[1]”患者的病例展示为依托。该患者提到，“有一天，当她走出家门，经过走廊时，她遇到一个无礼之人。她对此并不感到惊讶，因为那人是‘一位行为轻佻的女邻居的固定情人’。[2]”在她经过时，那人对她说了一句粗话：“母猪。[3]”拉康补充说，该患者承认自己曾说过：“我刚从肉铺回来。[4]”
这位患者与母亲独居，其生活环境可被描述为一种“二人疯狂”模式。她们与男性没有任何亲密接触，并将男性视为外人或迫害者。该患者与丈夫分居，原因是她认为丈夫试图剥夺她的一切。在母女创造的女性隔绝中，这位邻居被视为侵扰者：她可能在母女二人读书、梳洗或用餐时突然敲门。而这位年轻患者在自己公寓门口遇到的，正是这位“非常侵扰性”的邻居的情人，她将该邻居描述为行为轻佻。
拉康指出，在幻觉中，“话语实现了它的排斥意图……在那不可言说之物被抛到实在之处时，一个词语被听见了，因为它占据了无名之物的位置，而无法遵循主体的意图，除非通过对话的间隙与主体分离。[5]”他表明，幻觉中的侮辱“母猪”取代了不可言说的对象。因此，通过这侮辱，主体处理了那个不可言说的享乐对象。未被纳入象征界（即未被“认许（Bejahung）”）的东西，在实在界中回归[6]。这便是她作为“母猪”享乐存在，出现在了实在之中。
在这一研讨班中，拉康阐释了该幻觉的意义及我们可以从中获得的启发。这是一项宝贵的临床贡献。
拉康提问：“母猪，这是什么？[7]”并邀请我们从更远的地方来看。他谨慎地避免过于迅速地理解，而是试图通过“进入患者的游戏……与其阻抗合作[8]”来“接近真实[9]”。
通过这一提问，拉康不仅仅坚持认为患者在经历幻觉，还开展了一项被称为“荒诞[10]”的尝试：“显然，有某种实在在言说。[11]”他指出，是他者在言说，“她自己的言说在他者中……‘母猪’是一种立刻的回应，而我们已无法分辨谁是第一声。[12]”因此，我们无法确定谁先开口，但“如果回答即是对话，那么患者所真正说的‘我刚从肉铺回来’，就预设了回答‘母猪[13]’。”
拉康认为，幻觉中的“母猪”是一种回应，最初是患者自己开口说道：“我刚从肉铺回来。”这种带有暗示性的想法以低语的形式说出，随后得到了一句“母猪”的回应，该回应被归因于那名男性并被幻觉化了。拉康对此毫不怀疑，因为他坚信那名男性并未实际说出这句话，而患者却声称自己听见了。
我们从中了解到了什么？意义与沟通的寻常的时间顺序被排除，而是从意义之外的角度进行探索。“在真实的言说中……对话即是回应[14]”，因为它不能少一个大他者——这是沟通的媒介。在非幻觉的言说中，存在一个大他者作为言说的接受者，为此言说获得其价值，并传递某种形式的真理。在真实的言说中，我们可以首先听到“我刚从肉铺回来”，随后作为回应的“母猪”可能出现。更逻辑的回应可能是“猪”，暗指肉铺中的被切割的猪。
正如拉康在该研讨班中所示，幻觉并不遵循对话的时间性逻辑，而是属于妄想性言说的范畴。大他者被排除在外，真理（vérité）不存在，秩序是妄想性的，“与主体相关的内容由小他者真实地说出。[15]” 实在界通过妄想性言说来说，因此，幻觉中的“母猪”是首要的，它赋予了“我刚从肉铺回来”以逻辑连接。这种言说是以碎片化和分离的方式出现的：“我是母猪，我刚从肉铺回来。[16]”患者通过小他者——这个“带有不真实特性[17]”的存在——说出了自己的存在。她既是信息的发送者，也是接收者，信息是自我指向的。这种对话不是与他者，而是与她自己进行的，是她独自引发的[18]。在该患者的幻觉中，“我刚从肉铺回来”预设了“母猪”。
雅克-阿兰·米勒（Jacques-Alain Miller） 明晰了这种对话模式：“我们有一个漂浮在第一个向量上的‘我刚从肉铺回来’，只有当‘母猪’这个词从大他者那里回溯过来时，这个‘我’才找到自己的定位。‘我’只有在这种回返的过程中才确定其位置。[19]”他补充道，这遵循一种倒置的交流规则，因为这个信息的接收者“并不仅仅是一个难以捉摸、未知且游魂般的大他者，而恰恰是她眼前的那个人。[20]”最终，这两个回溯向量合而为一，主体在这种语言幻觉中被严格限定在双重关系中：大他者的声音恰好由小他者——也就是她面前的那个人——支撑。米勒指出，患者自认为的第一部分并不具有冒犯性，但对话因为信息从外部回返而中断。这引发了一个问题：究竟是谁在说话？
对主体而言，悬置时间处于主体分配的断裂，这是幻觉发生的契机，正如皮埃尔·纳沃（Pierre Naveau）所指出的，精神病主体“因倾向于培养悬滞时间而成为牺牲品。[21]”他进一步指出，分配与给予之间的差距为幻觉打开了通路。
米勒提醒我们，拉康在讨论“狼人的幻觉”时强调了“与这种幻觉体验相关的超时间性特征。[22]”他补充道，这些现象是“由于实在的入侵而导致的边缘现象。[23]”因此，在幻觉中，我们可以观察到时间被解构、悬置，失去了其通常的顺序，而幻觉主体试图以此来处理其存在的实在。拉康尤其指出，主体面对的是“一种时间的漏斗[24]”，这种“时间深渊的特性[25]”必然在表意过程上留下痕迹。
关于幻觉的这一教学展现了精神病临床研究的价值，正如拉康一贯强调的那样。在这里，拉康质疑了交流的普遍时间存在的观念：“并非所有人都具备时间结构化的能力，”尤其在对话中。他鼓励我们认识到，在精神病中，所有的先验偏见或知识都必须在倾听病人的过程中被重新审视。这种重建过程虽然看似荒谬，却是必要的。幻觉病人者无法在当下谈论其体验，因为他们“失去了对能指的掌控……他们停于所指的陌生性面前。[26]”正如拉康所强调的，弗洛伊德认为象征秩序的第一步始于“空的一条裂缝[27]”，“在循环时间中的回溯作用[28]”使得重建妄想的病史变得极为困难。
[1]拉康《第三研讨班， 精神病》，米勒编辑，p.59.
[5]拉康《精神病可能治疗的一个初步问题》于《文集》p.535
[7] 拉康《第三研讨班，精神病》，米勒编辑，p.61.
[11]拉康《第三研讨班， 精神病》，米勒编辑，p.63.
[21]皮埃尔·纳沃，《精神病与社会联系》，2024，p.44.
[22] 米勒，杂志Quarto, 第90期, p. 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