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理解阿根廷精神分析的现状，就必须要追溯国家建设的历史背景。
自1880年作为现代民族国家成立以来，阿根廷实行了一项欧洲化政策。最初，他们为消灭土著居民制定策略（“征服沙漠”），然后将肥沃的土地分配给已成功发展农业出口模式的贵族家庭。最后，剩余土地分配给外国人，以吸引欧洲移民。
在接下来的50年里，阿根廷接纳了600万移民（主要来自西班牙和意大利），到1930年，人口数量已增长至原有的三倍。
这种人口增长有其特殊性：与美国或巴西的情况不同，这些新公民并不关心发展国家认同感，而是希望致富后返回他们怀念的故乡。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在拉丁美洲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文化混合，布宜诺斯艾利斯尤其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城市，政治、军事和金融领域的目光投向英国，而知识、文化和学术界则注视法国和德国。因此，仅仅在独立宣言80年后的1910年，精神分析作为一门大学学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美洲国际医学与卫生大会上亮相。
20世纪30年代中期，由于欧洲的影响，知识分子热烈欢迎弗洛伊德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这些思想传递了解放和人道主义发展的理想。随着公立大学向这些思想潮流开放，精神分析迅速传播到阿根廷社会的各个层面。
1938年，两位精神科医生——第一代欧洲移民潮的后裔恩里克·皮雄·里维埃和阿纳尔多·拉斯科夫斯基——聚集了一小批新一代精神分析师，并于1942年成立了阿根廷精神分析协会（APA）。
与北美学院的等级制和精英主义体系、以及欧洲对虚假表象的尊崇相反，APA以一种折衷的方式成立，注重思想交流，容纳精神分析运动中的不同流派。它不仅欢迎医生（根据当时的阿根廷法律，医生可以从事精神分析工作），还包括知识分子、艺术家以及对该领域感兴趣的人士。
精神分析的思想迅速在文化中传播，最终成为一个通俗的解决方案，在这个因长期经济危机而困扰的国家中。阿根廷在拉美历史和欧洲模式之间摇摆不定，未能在共同的身份和价值观上达成一致，以至于每次政府更替，国家似乎都在重新定义自己。
在缺乏明确的共同目标的情况下，是否可能阿根廷普通公民选择了一种独特的路径：通过精神分析寻找一个“小家园”，由每个人根据自己的主观参考点和最亲密的关系构建？这种假设得到了一些文化特性的支持，例如阿根廷文化对社交关系和谈话的重视——尽管不乏某种自恋倾向，且大概是防御式的。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阿根廷成为精神分析发展的沃土。从1960年起，阿根廷的精神分析师开始在整个美洲的西班牙语国家培养同事，尤其是在军事独裁时期，他们被迫流亡国外时。
1964年，拉康的教学首次传入阿根廷。在当时的氛围中，它迅速在知识分子中传播，随后逐渐被各类专业人士和从APA分离出来的各种精神分析协会接受。
尽管经历了1976年至1983年间阿根廷历史上最血腥、最压迫的军事独裁，拉康思想仍在阿根廷取得进展。
1980年，一些阿根廷精神分析师与拉康及雅克-阿兰·米勒在加拉加斯会面，从而开启了另一段历史，并于1992年达到顶峰，当时拉康向学派（EOL）成立。自此，该学派制定了符合社会环境的政策，并关注影响精神分析发展的条件。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拉康导向的精神分析在阿根廷占据主导地位，主要原因在于它深入大学的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系，并在几乎所有公立医院中落地。
在心理学领域，阿根廷目前是世界上人均心理学家数量最多的国家，每10万人中有198名心理学家[1]。90%的心理学家毕业于公立大学，而拉康的教学通常是年轻学生在职业生涯早期首次接触到的内容。这种接触在他们的职业发展初期，便为他们提供了对后来遇到的自我心理学或认知行为理论等适应性理论的批判性思考能力。
然而，如今的阿根廷精神分析正面临着多个挑战，这些挑战关系到其能否继续成为“心理”领域中各专业人士的参考点，该领域涵盖健康、教育、犯罪学等多个职业领域。最近这些挑战与阿根廷社会的深刻变革和文化演变相伴而生，而这一演变的最终走向仍不确定。这种演变伴随着公共政策的右翼转向，其影响在教育体系、医疗体系、艺术、科学和文化等方面都十分明显。而这些领域正是精神分析得以融入和传播的关键空间。
这一右翼转向是一个跨国运动的一部分，其特征包括影像统治、社交网络的影响、算法（操控公众舆论）、虚假新闻（腐蚀分析能力和批判性阅读能力），以及对传统政治的普遍不信任——这些政治迄今未能解决年轻一代的问题和担忧。这一运动的表现形式多样，并与地区性因素结合，促进了“独狼”现象的出现。这些“独狼”是指那些能够操控民众期望、吸引媒体轰动效应，并通过营销策略吸引绝望者、信息不足者和愤怒人群的个人。
更具体地说，在经历了十二年的中左翼政府后，阿根廷迎来了经济危机、人口稠密城市中的犯罪率飙升，以及大量腐败指控。这一背景下，选举模式发生了转变。随后上台的中右翼政府在接下来的四年中加剧了经济危机，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默许下，使国家债务达到了天文数字。当中左翼政府重新掌权时，他们不得不应对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的间接影响。在其任期结束时，通货膨胀已完全失控。
过去的二十年助长了一种反政治话语。在这种背景下，一位精神状态存疑的保守派极右翼经济学家却因其超自由主义立场而声名鹊起。他通过前所未有地利用TikTok等社交媒体触及年轻一代。他那夸张、暴力以及污秽倾向的宣言让他能够利用人们对系统性腐败的政治阶层和行政机构的普遍不信任。
2024年12月，哈维尔·米莱伊（Javier Milei）就任总统。从那时起，主流话语不再关注欧洲化或拉丁美洲化，而是转向“零容忍”政策以及一种盲目的文化保守主义、经济新自由主义和政治军事化模式。
米莱伊崇拜并捍卫唐纳德·特朗普，将所有反对他的人归类为“共产主义”、“集体主义”或“无能且腐败的社会主义”。他不进行辩论，而是通过网络“水军”发动攻击，这些水军由政府内部操作，包括通过他个人的X账号（前Twitter）。这家公司是他朋友埃隆·马斯克的企业，自就职以来，米莱伊最频繁拜访的人就是马斯克。
米莱伊蔑视奠定19世纪阿根廷最自由化时期基础的共和与人文主义原则，也蔑视自20世纪初以来为实现工业化阿根廷而展开的社会正义斗争。他将过去二十年来少数群体、女性和弱势群体在民权方面取得的进展视为纯粹的蛊惑手段。他认为，国家应该被缩减至最严格的形式，以便市场来调节经济。
在宣扬“自由”作为人类行为指导原则的同时，米莱伊的经济计划几乎拆解了国家的所有部门，并推动了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然而，他确实成功控制住了通货膨胀——这一问题困扰了阿根廷经济长达六十年之久。
当“自由”这一能指被树立为口号时，官方话语将“美国式的白手起家者”形象理想化，这一形象原本是阿根廷社会话语中所陌生的。因此，经济成功得到了推崇，这不仅体现了极端的个人主义，还意味着拒绝无意识的存在，而认识、探索无意识以及将其视为痛苦的可能原因，曾是阿根廷社会的传统价值之一。
在这一背景下，毫不意外，越来越多的数字平台涌现出来，年轻的心理学家在线提供服务，他们将精神分析的术语（尽管在阿根廷的日常语言中广泛流行）与自助建议或其他流行技术混淆。此外，还有大量网站涌现出来，提供服务的“精神分析师”受性别理论指导，或自称专注于处理各种症状（如饮食失调、成瘾、勃起功能障碍等）。这些营销策略利用了精神分析多年来积累的声望，以吸引受众。与此同时，国家逐渐退出了医疗领域，将预算削减到最低水平：普通医院、托儿所和社区中心（这些空间自上世纪中叶以来一直是各级精神分析师工作的场所）被抛弃。例如，去年十月，启动了大规模裁员和机构关闭的措施。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一所历史悠久的公共健康机构——劳拉·博纳帕特国家精神健康医院（专门治疗与接纳毒品成瘾者）原计划关闭，但最终幸免于难。
尽管精神分析经验的基本规则以“自由”这一能指为支撑（即“自由联想”），我们从1909年弗洛伊德访问美国开始便知道，这种自由并非真正存在，而是由言在者的无意识所设定的边界。在精神分析承认这一悖论性自由之地，被升格为意识形态旗帜的自由不过是对轻率者的陷阱、一条通向疯狂的道路，或一种集体妄想。因此，将“自由”这一能指设为政治计划的超我命令，与精神分析的原则毫无关系，反而削弱了社会联结。
然而，阿根廷精神分析目前面临的主要挑战，无疑在于保持大学中的战略性职位。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它关系到分析话语在社会中的传播，以及精神分析能否继续引发年轻一代的兴趣。目前，大学为认知行为疗法提供了巨大优势，使其能够提出课程方案、获得预算，并在曾由精神分析师占据的关键岗位上安排教授（画外音，法国亦没有更好）。因此，近年来，精神分析师必须小心应对某些左翼民粹主义派别的攻击，这些派别指责精神分析是一种精英主义的实践。同时，他们还需要面对阿根廷国内的各种运动，如新女权主义和LGBT运动，这些运动经常指责精神分析具有父权制、异性恋规范性和性别歧视的倾向。
因此，即使这一新的右翼政治转向对阿根廷的精神分析师而言不可忽视，我们仍无法完全预见其具体后果。目前，尽管面对的是一个言辞专横且不容忍的政府，但并无迹象表明精神分析的实践或教学会受到直接威胁。
然而，在这一令人担忧的政治环境中，如果我们可以怀有一点乐观，那便是阿根廷的精神分析曾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地下环境中幸存下来，尽管当时条件极其恶劣——精神分析师遭受迫害、酷刑，被迫流亡，而大学被关闭，弗洛伊德的书籍被禁。但事实上，似乎阿根廷人对精神分析的热爱超越了国家的政治变革和经济危机。正因如此，即使在当前条件下，我们大概仍可以依靠精神分析在阿根廷文化中的特殊地位，以及它在社会各阶层的广泛传播。因此，我们必须关注大学和医疗机构这些传播空间的维持，因为精神分析若退缩成一种小众实践，将是一个巨大风险。
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前的政治背景要求精神分析领域的觉醒。我们越早意识到所面临的挑战，便越有可能克服它。
豪尔赫·阿瑟夫是精神分析师，隶属于拉康向学派（EOL）和新拉康学派（NLS）。
[1]数据摘自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第7 届国际心理实践研究大会上发表的文章《2014 年阿根廷心理学家定量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