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进入分析是否具有特殊性？语言的结构使我们将儿童视为完全意义上的“能指的产物的主体”，而非按时间顺序来理解。因此，从年龄出发来理解儿童，等同于把儿童的精神分析视角拉回到发展心理学的视角——这一视角历来主导[1]着对儿童的理解，尤其在今天，神经发展理论试图取代精神因果性的背景下更是如此。然而，儿童所特有的逻辑时间促使我们明确指出，使“年轻主体[2]”得以进入分析的坐标是什么。这一逻辑时间是结构性的，同时还伴随着儿童“力比多的转移[3]”所特有的时间。
分析师收集来自儿童周围环境的能指，这一点至关重要。儿童进入分析，是分析师提供的一个“回应”的结果，他/她成为了儿童请求的伙伴，但也同时回应父母或代替者的诉求。正是这种缠结，使儿童的知识和症状得以在移情关系中展开。
在儿童进入分析的早期阶段，他/她所依赖的“大他者”的话语被唤起。米勒（Jacques-Alain Miller）写道：“人诞生于枷锁之中。他是语言的囚徒，其最初的地位是客体。”父母在与接待他们的临床实践者对话中谈论孩子的方式，唤起了儿童在“大他者”话语中所体现的“客体小a”位置。在初步会谈中，需要一种操作方式，即既要接收这些能指，又要将其保持在一定距离，从而使儿童的请求得以表达，它必然区别于父母的请求。正是肯定于这种差异，儿童才能真正参与到分析会谈中。目标是在回应父母的症状、抱怨和请求的同时，也创造出一种可能让孩子表达自己请求的“回应”。年轻主体的症状，是语言对其身体的冲击以及“大他者”对他说什么、期待什么的回应。这一症状是他/她独有的，且从不与父母所关心的问题完全一致。如果将其等同于父母的请求，反而会造成一种封闭；而若能松动儿童所困于其中的话语，就有可能开启其欲望之路。
我接待了两岁的妮娅和她筋疲力尽的母亲，因为自出生以来，妮娅一直不肯在自己床上睡觉。小女孩在会谈中多次重复“拥抱”这个词，与母亲讲述的故事形成呼应。我抓住这个主导能指——一个黏合和分离身体的词——对母女俩说，这个词对妮娅很重要，并在此处结束会谈，使这个词语的发声价值产生回响。抽取出这个能指，突显了小女孩的欲望，并建立了移情。我之后接待了她的父母，他们谈到了妮娅在兄弟姐妹中的地位。下一次她独自跑进分析室，不再需要母亲陪同。得以单独接待她，这正是前次会谈中“切断”所带来的结果。她借助我的在场，用盒子进行“关上”和“打开”的游戏；我协助她，她把一个女巫卡在盒子里，然后谈到了自己的噩梦。母亲给予女儿的欲望以空间，即来参加会谈的决定性的欲望。从此，妮娅不再睡在父母的床上，夜晚恢复了平静，父母也同意让分析继续进行，即便其疗效已初步显现。
在《第五研讨班》中，拉康使用“年轻主体”一词，指的是儿童如何进入能指的世界。他指出“儿童在首次使用语言时的“摸索特征”，以及他/她在说出第一个能指时所获得的快感，表明语言的获得并非学习的结果。“年轻主体引领自己的请求”，正是在信息传递成功抵达的过程中，“大他者”得以建构。这个“收讫回执”决定了象征秩序的建立。母亲满足需求，并用能指表达出来，是开启欲望维度的前提，这正是温尼克特所描述的“移情物（移情客体）”的显现。拉康将它们定义为：“在与母亲的关系中变得极为重要的小物件——一块尿布的碎片、一小截什么东西、一只拨浪鼓。”他强调“要维系与儿童的关系，需要不少这种小物件[4]。”正是通过身体客体的流通，幼儿开始说话。请求使得需求的满足基于能指，按照语言的结构而调节、碎片化、过滤、塑形。《需求的满足是诱饵，其中爱的请求破灭》[5]。客体永远无法将其填补，尽管“请求中表达的需求[6]”获得了满足，但这种差距正是引发欲望、促使说话的原因。分析师正是在这一结构点上，在与幼儿的移情中，化身为请求与欲望的“大他者”，使主体得以投身于自己的欲望之中。
当我第一次在机构里接待西奥和他母亲后，准备离开时，西奥激动不安，拒绝离开。他反对他母亲在出门前给他换满是尿液的尿布，也不愿意穿上外套，身体不停地扭动。我站在他们旁边，保持沉默，然后选择递给西奥一个球。他挺直身体，接过球，对我说“明天见”，然后才同意离开。
我向他提供了我的在场，这打破了他与母亲之间的身体纠缠，使他能够表达出想要“下一次再来”的欲望，这也间接地缓解了母亲的焦虑——她之所以来咨询，是因为她的孩子拒绝与她分离。这一促使他们前来就诊的现实，在分别的那一刻再次被重演。
让一种享乐（jouissance）退让、转而引出欲望的维度——这就是在这个首次会面中所实施的策略。米勒指出：“我们可以根据对象a转化为S/（被划杠主体）的时刻来定位儿童。”正是在儿童从作为客体a的位置中脱出，并在与大他者的关系中投入其冲动客体时，一个主体才得以在能指链中建立起来。儿童的知识、他/她的能指与症状，在分析会面中的展开与表述，正是支持并伴随这些转化时刻的过程。
1969年，在《儿童笔记》中，拉康将婚姻家庭视为一个必要的传递场所——主观性的建构总是“涉及到与一个非匿名的欲望之间的关系”。他在其中谈及母亲与父亲的功能：
“母亲：在于她的照料带有某种特定兴趣的印记，即便这种兴趣是通过她自身的缺失表现出来的；父亲：在于他的名字作为承载律法在欲望中之具象化的载体。”
他将儿童的症状定义为“位于回应家庭结构中症状性部分的位置”。也就是说，儿童的症状与父母形成的症状性结构相联结。症状产生于失败之处，也即jouissance（享乐/满足）无法完全被象征秩序所逮住的地方。
在这个意义上，儿童的症状被卷入了家庭的享乐之中，这种享乐表现为一种“过剩”，表现为一种“不停止”的东西，令父母感到恼火。
拉康强调：当儿童的症状呈现出父母之真相时，它就更容易受到分析师的干预。儿童不仅仅是父母欲望的原因，他也是他们享乐的废弃物。
在与一个儿童及其父母的分析性工作中，真正的赌注是引入一部分谜团、误解，从而在主体与他所面对的大他者之间制造出一道裂缝或一口气息。给予突现出来的症状与能指以其应有的位置，正因为它们是主体与一个有时过于压迫的大他者关系的信号，这才使得主体能够开启一个表述的空间。
在《儿童笔记》中，拉康还谈到了那些被囚禁在母亲幻想之中的儿童症状，这种情形下更难干预，因为它没有中介机制。此时儿童成为了“母亲的‘客体’”，其唯一的功能是揭示这个客体的真理。在这种情况下，儿童使母亲的缺失处得到了满足。
在对 Rosine Lefort 所讲述的 Robert 个案的评论中，米勒关心的是，“一种特定的能指使用方式”如何产生了“对某种脱锚的力比多或享乐的某种驾驭力”。这种转变“是由于一个新元素的引入在病人的世界中——也就是分析师的在场”。
这种“在场”被定义为一种“对最细微细节的极度关注……由精神分析的移情所支撑”。他进一步强调了分析师对儿童“哑剧幻想”的听从性。
分析师的在场介入儿童的世界，这就是与儿童最初会面中的真正关键。除了结构性的鉴别诊断，分析师是使得儿童有可能进入分析的接待者。
Angèle Terrier， ECF成员。CLAP儿童中心主任。在与其共事过程中，感其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