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娜埃勒·勒博维茨-凯内恩——互联网是如何改变局面的，尤其是就其改变社会纽带的方式而言（通过便捷的网络所促成的多样联结）？对当代主体而言，有什么后果？
埃里克·洛朗 —— 互联网从根本上改变了每个人与世界相联系的方式。它是一个新的器官，让身体产生一种幻觉：似乎能够立即进入全球化、数字化的市场，从而接触到万物。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变革，我们不妨回到弗洛伊德的《文明及其缺憾》[1]，在那里他指出了当时所出现的新物体的位置：
“借助所有这些工具，人类改善了他的器官——无论是运动的还是感官的——或者极大地扩展了它们的能力。配备发动机的机器们赋予了他巨大的力量，而这些力量像自己的肌肉一样，能任其轻易地支配；凭借船舶与飞机，水与空气都无法阻挡其移动。有了眼镜，他纠正了眼睛晶状体的缺陷；望远镜使他能看见极远的地方，而显微镜则让他超越了视网膜结构为他的视力所设定的狭窄界限。借助照相机，他掌握了一个能够固定转瞬即逝外观的工具；留声机唱片在短暂的声音印象上为他提供了同样的服务；而这两种工具，从根本上说不过是赋予他的一种能力的物化，即记忆的能力。借助电话，他能在遥远之地倾听，那些在童话中都被视为无法跨越的距离。最初，书写是‘缺席者的语言’，而住宅是母体的替代物——这一最初的住所，其怀旧感或许始终挥之不去，在那里，人曾经感到安全并且如此安适。”
接入互联网的电脑屏幕，将上述一切汇聚一齐。房屋，作为母体的替代物，经由这种基础的“住宅自动化”，与整个宇宙的图像相连接。不再需要透过窗户去观看，自然已经消逝。实在取代了自然，实在在前进。这个实在由那些毫无自然性的对象、做法和程序所构成。实在在推进，正如尼采所说“沙漠在推进”。如果书写如弗洛伊德所说，是缺席者的语言，那么聊天、电子邮件、网络游戏、Facebook、WhatsApp与 Instagram，就是“过度在场”的语言——那是统一的数字文明之大他者的过度在场。
根据镜像法则的无情逻辑，每个人都像青蛙一样，希望膨胀至全球化市场的力量。于是，互联网便成了一块新的疆域，任由人们纵情于一种疯狂：妄想在世界的尺度上，自以为是地为那个“一”。它让我们重返童年，在那时，“儿童最初的认同选择……并不决定任何别的……只决定了这种疯狂，即人自以为自己是一个人。[2]（即自己是一个完整的、有存在价值的人）” 自以为是“一”，这正是自恋激情的发条：“这种根本性的幻觉，人类由其奴役，远甚于笛卡尔意义上的一切‘身体的激情’。我敢说，这种成为人的激情，正是灵魂的至高激情，自恋，它将自身的结构强加于一切欲望之上，哪怕是最崇高的欲望。”[3]
因此，互联网改变了当代主体的制度，为其自恋的疯狂以及各自离奇的“与自身合一[4]”的尝试，提供了一个惊人的扩张场域。简言之，它提供了一个更新的诠释之场，去解读那自品达（Pindare）以来就需破解的谜语：“Genoi oios essi —— 成为你所是。”[5]
苏菲·盖亚尔 ——不可否认，如今我们确实是通过互联网在对话、写作、相遇的。在那里，人们交流、相识或重逢，孤独者偶尔在其中也感到没那么孤立。总之，似乎不可否认的是，在互联网上也确实编织并维持着某种联系。但这是否就是我们在拉康意义上所理解的“社会纽带”？
埃里克·洛朗 —— 是的，每个人都输送着自己的孤独。被剥夺这种接入是无法想象的。这已成为每个人新增的一项权利。当初要规范非法下载、而流媒体解决方案尚未发明之时，那些想要惩罚不守规的网民之人，在“切断网络”所带来的惩罚与过度性之间，最终退却了。互联网是人人都必须接上的身体接口。洛克称语言是“the great conduit”，大下水道，人类在其中倾泻谎言，却始终未能腐蚀“知识的源泉[6]”。互联网正是这种下水道的惊人化身，赋予了“垃圾出版”（poubellication，拉康的说法）新的体制。它会腐蚀社会纽带的源泉吗？毫无疑问！文明中维系的四种社会纽带形态，无一不受到波及，但并未因此消亡。
政治与主人话语因互联网而受影响，这点无论好坏都显而易见。互联网可以促进新型的组织形式与凝聚性信息的传播；它也能将公众分裂为越来越隔绝的“回声室”社群，每个人只听见自己观点的无数次折射。它可以在顷刻之间召集人群上街示威；它同样能让镇压力量仅凭一键，就从合法渠道获得现成的反对者名单。从俄罗斯黑客到最匪夷所思的骗局，谎言与“假”的领域已大大扩展。
在话语的每一种形态上，都可以看到这种篡改的痕迹。就大学话语而言，学衔的授予形式被改变，教学的模式被去物质化、全球化。MOOC自便！至于癔症话语，也就是当代的女性主义，而精神分析的话语，我们稍后会谈到。
哈维尔·戈米雄 —— 1987 年，玛格丽特·撒切尔宣称：“社会并不存在，只有男人、女人与家庭。” 那么，网络是否是撒切尔所设想的那种社会的再现？
埃里克·洛朗 —— 恰恰相反。网络恰恰显现了一种整体——大他者——其先于每一个人。网络并不是某些温和的自由意志主义者所梦想的无政府空间。它反而是促成帝国建立的场所，这些帝国试图改造一切。亚马逊要卖尽天下万物，谷歌要将一切数字化并加以编排，脸书要接连一切。别忘了，马克·扎克伯格收购了 WhatsApp 和 Instagram，而他最初并不是一名工程师，他在哈佛的主修之一是心理学。他要连接的人数，等同于大脑中的神经元数量。他刚刚突破二十亿用户，因此仍有广阔空间。他年轻有精力，股价还在上涨。
奥雷莉·福瓦德尔 —— 在您的实践中，无论是作为分析家还是督导，随着互联网以及持续性的数字连接的引入，您观察到当代主体的症状发生了哪些最重要的变化？在您看来，这又如何影响分析家的实践？
埃里克·洛朗 —— 来找我们的人，曾试图借助全球市场不设防的供给来解决他们在爱与性上的困惑。他们或长或短地经历过对色情片与交友网站的沉溺。总之，他们是分心的——正如帕斯卡所言——人类一切的不幸，在于无法独自待在房间里而无联系。要知道，全球网络流量的三分之一与色情网站的供给相关，这说明了问题。
此外，互联网成了新的“口耳相传”之所，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眼耳相传”之所。它让人们能够探索种种解释，以说明自己哪里出了问题。他们能查到关于自己症状的一切，并知晓人文科学所发明的各种行为矫正之道。于是，他们能够在找到一个量身定制的大他者之前，先把“积极思考”的魔力耗尽。这个大他者能帮助他们与自身的症结重新缔结联盟，而这些症结他们并不理解。
安热勒·德里耶 —— 谷歌是一个知识的大他者，它投机于无限的能指物质。雅克-阿兰·米勒曾指出，它不仅随时随地都能立刻回答，还会记录上网者在网络上的轨迹，主要用于牟利。这在何种意义上改变了当代主体与知识的关系？
埃里克·洛朗 —— 互联网放大了知识关系中的悖论。知识越是即时可得，就越清楚地显得知识并非积累。过去，人们批评那种浅尝辄止的文化——只满足于读书籍的封底简介。而如今，在互联网世界里，谷歌搜索首页的“复制—粘贴文化”更是显而易见。知识越是以堆积的形式在场，就显得知识是在于“筛选”。知识在于堆积中打出空洞，就像隧道掘进机如今能穿越全球的山脉，甚至跨越海底。知识即是能组织出路径，开辟出新的大道，而不是淹没于常识与日常积累之中。
对积累的不信任的一个副作用，就是对抄袭的追踪，而这又为本已正常的学术妄想增添了一层别样的风味。
卡萝尔·德旺布勒谢-拉萨尼亚 —— 谷歌与数据库已成为我们记忆的延伸，一种脱离身体的记忆形式。我们不再（或几乎不再）打电话向那些专长于某领域的朋友请教，而是去查谷歌。也许在某些极其微妙的事情上，这还不完全成立，那些需要“由内而外”理解一部作品的地方。我想到拉康关于乔伊斯妻子诺拉的那句话：他本想“把她放在自己肚子里”。谷歌没能告诉我这句话在乔伊斯作品中的出处，而雅克·奥贝尔在我打电话询问时，一分钟内就答复了我。但谷歌每天都在改进，我在许多话题上都去查它，而不再打扰朋友。这种无限可及、随时可用的数据资源，改变了我们对记忆的使用方式。还需要牢记于心吗？似乎不再必要？诗歌亦是？如果记忆的使用方式变了，那么记忆的功能是否也发生了变化？而这又如何在无意识中产生回响？毕竟自弗洛伊德以来，无意识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奠基于记忆痕迹之上。
埃里克·洛朗 —— 就我而言，我得去请教雅克·奥贝尔，讨论拉康那句“诺拉之于乔伊斯，就像手套一般”究竟是什么意思。我原本掌握的一个版本，现在已不再让我满意。确实，乔伊斯曾送她手套和束身衣，之后还写下一些关于这些手套与束身衣的奇怪文字，但这远不止如此……
你说得很好，我们在“互联网记忆”中又看到了柏拉图在书写中所揭示的那个 pharmakon（药，亦如中文的是药三分毒） 的特征，而德里达对此作过极为精辟的发挥。它既是治疗遗忘的药方，同时又是毒药。它会让我们忘却某些至关重要的东西——这些东西会以另一种方式回来。
互联网不仅使我们得以发展“知识的悖论”，也发展了“记忆的悖论”，因此也触及了作为记忆的无意识。拉康在弗洛伊德的“无意识-记忆”理论中所关注的，正是其中的洞（trous） ——这些洞的存在形式，构成了我们所能通行的路径的拓扑结构。早在他解读《被窃信件》时，拉康就注意到那封信贴在墙面上时所形成的“洞”，这使得信本身反而变得不可见。随后，他又探讨了由重复循环所形成的洞，最终提出一种新的无意识定义：无意识不再只是与那难以辨认、被拙劣改写的“记忆痕迹”之间的明暗关系有关，而是与一种炫目的空白有关。“这提醒我们，无意识并非是丧失记忆；而是不能回忆起自己所知道的东西。必须按照非纯粹语法的习惯说：‘je m’en rappelle’（我想得起来）[对法语来说这是错误的，本应为 je me rappelle de cela]。也就是说：我从其出发，把自己回忆到（表象的）存在之中。[7]”
“ ‘对此，’ 主体说，‘我回忆不起来。’也就是说：当一个能指向我发出召唤，而我本应由另一个能指来代表自己时，我却无法回应‘在场’，因为在那召唤的效应下，我已无法再表征任何东西。我成了一间被点亮的暗室——再也无法让外部经过针孔投射而成的影像显现。无意识并不是潜在的、幽微的光亮。它是那种光，既不给阴影留下位置，也不容轮廓潜入。它在我的表象缺席之处，将其呈现。[8]”
米歇尔·埃尔巴兹 —— 互联网使人们得以获取“管道化”的知识，如果可以这么说，那是一种去地域化的知识，彼此具有同等效力与价值，并能任意连接，编织出一张网络，在其中万事都可成其意义，乃至助长妄想，却没有那道由真实可能撕裂的缺口。那么，两个紧密相关的问题接踵而至。
一方面，这是否是一种分析之外的另一种“你可以知道”的形式——一种触手可及、世俗化、民主化乃至无政府化的知识延展，而是否可能在某种意义上反而服务于精神分析？
埃里克·洛朗 —— 我在前文已触及了您的问题所引出的方向。那些以为互联网是民主化、无政府化空间的人，很快就该醒悟。它其实是一个由新型主人所构造的空间。他们有自己的规则、算法，以及自己的知识连接方式。而这些规则逃脱了上网者的掌控，使得他们反而受制其中。与其说是网民，不如说是网奴，被谷歌与脸书的算法所支配，成为那些企图对他知之甚详之人的对象与猎物。
忘掉隐私吧！——进入此地者，请忘记你曾有过的私密。你的每一次点击，都会被转换成关于你偏好与喜好的知识。如今人人都在拍下自己吃的东西发到 Instagram，而大型连锁餐厅则实时调整菜单。结果就是那些色彩鲜艳却毫无滋味的菜肴，就像Zara一样，以“流水线”的方式推送出来。
此外，除了GAFA（谷歌、亚马逊、脸书、苹果），政府机构同样在跟踪我们的连接与处理我们的元数据（一个我们不得不学会拼写的新词）。从美国的国家安全局到法国新近立法设立的各类机构，皆是如此。当代主体必须与这些约束周旋，努力摆脱新的“盲从分配”与“羊群效应”。
米歇尔·埃尔巴兹 ——在“知识的合唱”中，在怎样的条件下，我们能保持精神分析的“不和谐性”不被抹平（即保持精神分析的特立独行），正如拉康最后教学中的无同伴亦无联系[9]，从而允许每个人都能开辟出一条属于自己的独特知识之路？
埃里克·洛朗 —— 在初创时期，首先有与“禁令年代”同时代的精神分析；随后，在拉康那里，有与“性解放年代”同时代的精神分析。而今天，仍旧与弗洛伊德和拉康一起，我们处于“知识过量、社交过量与连接过量年代”的精神分析之中。精神分析的作用，就是帮助人们解毒（désintoxiquer）——这是一项公共事业。个别化的倾听，使得我们重新得以听到那些独自穿越互联网噪音以太的能指。
埃莱娜·博诺 ——知识如今只需一点即可获得。我们成了维基百科与谷歌的瘾君子。但就精神分析而言，它并不是可以被学会的东西。拉康将其定义为“经验”，并视为一种以言语为唯一媒介的实践。在您看来，这种实践是否因这种全新的知识获取方式而发生了变化？亦或是，精神分析作为经验，依旧与无意识知识的真理及其逻辑相连？这种对知识的获取，对主体的分析过程有何影响？而“不知之知”是否依然同样神秘？
埃里克·洛朗 ——您说得很好：知识越是被显性化地展开，学习的路径越是被预先规定，教程越是繁多，“不知之知”就越是珍贵地神秘。没有“歧义”的互联网，因为歧义总在行间，在每个人被穿越的话语之间。知识越多，词语越多，歧义也就越多。而“对大他者之别样事物的欲望”就愈加清晰地响起。
奥雷莉·福瓦德尔—— 互联网被证明是传播精神分析文本、促进精神分析“广延”的巨大工具。世界精神分析协会（AMP）的部分诞生，也要归功于这项技术，它使我们能够与世界各地的同事保持联系。我们领域中的网站和博客层出不穷，而互联网甚至能在战区或偏远地区维持精神分析的移情。
依您之见，把我们的工作上传于网络上，该设定哪些界限？
埃里克·洛朗 ——博客的繁多，如今大大降低了出版成本。不仅是货物运输因集装箱化而几乎免费，思想的交流同样如此。2017年6月，雅克-阿兰·米勒在马德里的讲座上，“一学院”得以实现。整个工作共同体以现场直播的方式悬挂于一场进行中的工作之上。这真是前所未有！
然而，正如您所说，我们确实必须对上传设置界限。一方面，是客体积累的冲动性（pulsionnelles）的限度，垃圾化（poubellication）的风险。一旦界限被突破，就不再有界限，于是引发一种新的“阅读性厌食”，一种前所未见的厌食症形式。另一方面，是临床保密的限度。我们极为珍视的“病例书写”，在网络上可能与过于容易的身份识别发生冲突。因此，必须有分寸。
奥雷莉·福瓦德尔 ——那么，依您看，互联网在什么条件下可以被置于分析话语的服务之中？又在什么条件下，它会被扭曲而偏离？
埃里克·洛朗 ——我们再次回到 pharmakon（药）。要说明互联网如何服务于分析话语，最好的例子就是我们“日会”（即围绕一个主题进行为期一天的研讨会/交流会）的形式得到了彻底的更新——无论是准备、展开，还是举行方式。由此展现出一种惊人的活力，一种此前从未自知的生命迹象。要说明互联网如何被扭曲，只需看看那些不断发布的蠢话、辱骂，以及某些社交网络上流淌的仇恨即可。总之，爱欲与死冲动的巨人之战在这里找到了新的展现场域。
劳拉·斯可洛维斯基—— 一些分析取向的流派，其中包括IPA（国际精神分析），认为二十一世纪的分析师可以通过网络进行精神分析，甚至包括教导性分析。支持这一观点的一个论据，是基于拉康的一个提示：分析唯一的媒介，就是病人的话语。在 Skype 分析中，病人会关掉摄像头，不看分析师，而分析师则可以保持开着。这似乎再现了弗洛伊德所发明的分析框架：一个人说话但不看，另一个人倾听并注视。那么，分析就是这样吗？
埃里克·洛朗 —— 不！分析不是这样，也不仅仅是这样。分析，是两个言说的身体、两个言在在一次前所未有的相遇中所能互相诉说的一切。话虽如此，也没必要成为技术恐惧者。拉康可不满足于写在羊皮纸上的手写信，他也会接电话，还会乐意发电报以便更快传递。今天的分析师在情况所限时，也可以使用 Skype。有些言说确实能够起作用，即便是通过互联网传输。但也没有理由仅仅局限于 Skype。这依然是对相遇的一种限制，就像电话和电报一样。要用 Skype，但目的还是最终能够不再依赖它。
艾莲娜·博诺 —— 有连线的分析者，也有连线的分析师。您认为，迟早 Skype 分析会不会成为一种普遍的精神分析方式？它会带来什么后果？
埃里克·洛朗 —— 很快就不会再有固定电话了。在手机上，没有图像反而会变得不合时宜。人们就是会这样交流。那又怎样！始终会有一些作家只能用钢笔。但坚持使用安德伍德打字机的写作者，比如海明威那样的，已经越来越稀少了。人们只能在接受与拒绝之间做选择。我们要记住，虚拟性爱也许不错，但还是肉身相遇更好。我们就在卡律布狄斯与斯库拉之间航行（卡律布狄斯，斯库拉为希腊故事中的海怪）。还是那句话：泰然！
苏菲·盖亚尔 —— 任何文本、图像或声音，在互联网上流通之前，都先经历了一次转化：最初的信息被翻译、编码、转换成 0 / 1（我不知道该用哪个最合适的词），然后才被传递给接收者。这一环节，对最终所传达的东西有没有影响？而且，将一切信息转译为计算机语言的这种可能性，对语言和写作会带来怎样的反作用？
埃里克·洛朗 —— 数字化为自然语言之间的翻译开启了前所未有的可能。长期以来，自动翻译的结果都十分可笑。尽管乔姆斯基付出了很多努力，人们也停滞了很久。直到最近，大约两年前，才发生了质的飞跃。这得益于新的计算能力，以及一种新的方法论，其中法国数学与计算机学派发挥了重要作用。Yann Le Cun 被任命为法兰西学院教授就是一个标志。去听听他的就职演讲吧，简直无比耀眼！在那里你可以完全明白机器所谓“深度学习”的原理。
它的首批后果，将是无人驾驶汽车，以及亚马逊的个人助手 Alexa 的发展，如今它已进入美国的千家万户。任何能被提出的问题都将被翻译出来。而亚马逊的幻想，是确保一切匮乏都能被全球市场的某种商品所填补——它既能像互联网的知识一样随时获取，还会由无人机以个体化的方式送达。由此，能够“答非所问”的艺术就将变得愈加珍贵。
哈维尔·戈米雄 —— 我们可以说通过互联网的“性关系（rapport sexuel）”吗？
埃里克·洛朗 —— 美国导演 斯派克·琼斯（Spike Jonze） 对线上聊天所开启的前景反应极快，他用一个与人工智能程序相结合的网站作背景。2013 年，他讲述了一个不可能的爱情故事：一个拥有斯嘉丽·约翰逊惊人嗓音的个人助理，与一个由杰昆·菲尼克斯饰演的目眩神迷的男子之间的关系。但即便拥有如此强大的计算能力，仍然没有一个“性关系（rapport sexuel）”能够被写出来。尤其是，影片《Her》的症状式解读是不可能的。她（Her）无所不知，却让他无法将其身体物化、恋物化（fétichiser），无法赋予其特殊性。反而是他，成了机器的色情妄想者（érotomane）。于是，世界颠倒了过来。而这个故事也走向了尽头——这是“与护士上床”的幻想的另一版本：那位知道你受难身体一切的护士。至于其他的，就请看下一个问题。
奥雷莉·福瓦德尔 —— 互联网是一个场所，也是一个享乐（jouissance）的途径——线上色情视频的惊人观看数据就是证明。但用户为何仍然会在此过程中遭遇“不可能”？而欲望在其中又处于怎样的位置？
埃里克·洛朗 —— 很明显，色情存在，并且在不断改进。如今其中的身体，已经与主流电影的身体无异。随着英国导演 史蒂夫·麦奎因（Steve McQueen）的电影 Shame，这两条潮流尝试汇合。影片清楚地揭示了色情所掩盖的东西：“驱迫—去—享乐” 最终导致伴侣—症状的普通死亡。就此片而言，是那位乱伦的姐姐，她一再选择自杀。色情是对“不可能直视”的一种变奏：直视死亡、直视那应当的享乐。
纪·布里兰 —— 在您著作《生物政治的反面》的章节“数字时代与绝对倾听”[10]中，您强调说欲望是抵御“预测性”所施加迷惑的堡垒。然而，关于自己命运的这种“知识”，似乎更能吸引言在，而非与自身欲望及其不确定性的邂逅。那么，在一个没有任何权威真正能够作为社会纽带基石而成立的社会里，权威的一个可能名字，是否就是“大数据”？——当然，这是一种说法，但对个人数据的这种大规模运算，将为所有人决定一种新的社会纽带；一种被推导出的权威；一种“全民的全体体制”。
埃里克·洛朗 —— 您的问题开启了这样一个领域：由算法来治理，取代了由规范来治理。这是上一次欧洲精神分析大会 PIPOL 8 上一个圆桌讨论的主题。让我们期待它在 Mental（《精神》期刊）上的发表吧。
奥雷莉·福瓦德尔 — 您认为，面对这种对人口的数字化与生物政治学式的控制，可以建立怎样的政治？
埃里克·洛朗 — 这就是一种以身份为对象的政治的未来；必须超越“匿名” 这一解决方案。那是《即将来临的起义》一派的主张。还有其他可能的政治路径。待续……
哈维尔·戈米雄 — 一些人宣称的、并且大数据巨头们所鼓吹的“私人生活的终结”，会影响精神分析吗？
苏菲·西蒙— GAFAM（谷歌, 苹果, 脸书, 亚马逊，微软）贪婪地吞噬我们的私人数据，把资本主义和大众监控结合在互联网的祭坛上。他们强迫我们接受被追踪，以换取普通网民方便的使用体验。在这些网络巨头的出现下，资本主义的话语结构是否还是同样的？
埃里克·洛朗 — GAFAM在“教化”我们。他们确实更新了那句自由主义的格言：“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总有人要付出代价。在互联网上，“如果是免费的，那说明你就是产品。” 惊喜吧！——自愿的奴役能到什么程度呢？
苏菲·西蒙 — 然而，互联网的景观并不只是 GAFAM。它还包括一些致力于“去谷歌化”的激进运动。例如，GNU/Linux 操作系统的发起人Richard Stallman，不断高喊“伦理”一词，以此为自由软件运动辩护。自由软件（与他所谓的“私有软件”相对）必须公开、可修改其代码，同时也必须能够保障用户的隐私。
就像拉康在精神分析领域所做的一样，他将技术问题从属于伦理维度。那么，“拉康与互联网”，难道不是指向“自由”吗？
埃里克·洛朗 — 永远会有一个游戏的余地。但不只是“自由软件”，还有暗网及其肮脏之处。任何黑手党都不可能肆意横行。正因为如此，拉康才会说他不是无政府主义者。
阿娜埃勒·勒博维茨-凯内恩 — 关于互联网，有没有什么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没问到，而您却认为至关重要的？
埃里克·洛朗 —— 你们已经问了我很多问题。但人永远不可能说尽一切，这不可能。关于互联网，最终的问题是它的死亡。它的终结早已被写入程序。接下来出现的，或许会被称作3.0 或4.0，那将是另一回事。我们也会去解读它的后果。
[1]Freud S., Malaise dans la civilisation《文明及其缺憾》, Paris, PUF, 1983, p. 38.
[2]Lacan J., « Propos sur la causalité psychique »（论心理因果性）, Écrits（《文集》）, Paris, Seuil, 1966, p. 187.
[4]Clotilde Leguil : « Nous vivons à l’ère d’une hypertrophie du moi »（《我们生活在自我膨胀的时代》）
[5]Lacan J., « Propos sur la causalité psychique »（论心理因果性），p.177.
[6] Locke J, 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人类理解论》), Oxford, Ed. Peter H. Nidditch, 1975, p. 510 (livre III, chapitre 11, § 5).
[7]Lacan J., « La méprise du sujet supposé savoir »（关于“被假定知道的主体”的错认）, Autres écrits（《别集》）, Paris, Seuil, 2001, p. 333-334.
[9]Cf. Miller J.-A., « En deçà de l’inconscient »（未及无意识）, La Cause du désir, n o91, novembre 2015, p. 97-126.
[10]Laurent É., L’Envers de la biopolitique. Une écriture pour la jouissance（《生物政治的反面：为享乐而书写》）, Paris, Navarin, 2016, p. 220.